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2月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三菱商事共同主办的中日碳中和论坛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企业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两国的碳中和战略、政策和技术创新。
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12月12日，主旨演讲中，安徽长三角双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胡保林分享了《中国碳中和的挑战与路径》，提出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面临六大挑战。
一是硬任务与硬约束的挑战。“中国计划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需要大力发展，这是硬任务，随之带来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碳减排压力很大又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大幅度下降碳排放，这是硬约束，这一升一降对完成强国目标和零碳目标带来极大挑战。”胡保林说。
二是结构转型与环境治理的挑战。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结构转型已进入到深水区，升级的难度大大增加；生态环境治理的任务也很重，环境治理和管理的边际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治理的范围和难度不断加大。
三是能源替代转换的挑战。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碳中和的根本路径，而中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降碳的能源结构先天不足。
四是降碳时间紧迫，中国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碳达峰时间相距30年，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碳减排幅度之大与减排期限之少带来极大挑战。
五是资本市场面临挑战。碳中和要求的经济社会转型及新技术研发所需要的投资巨大，据估算，未来三十年内，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在百万亿元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另外还会有巨额资产因碳中和而搁浅。
六是技术发展水平的挑战。绿色发展转型需要创新驱动，需要掌握更多的绿色核心技术、大幅度减碳降碳技术等等，而目前我国很多领域受制于核心关键技术的制约。
胡保林表示，实现“双碳”目标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把握好节奏，统筹处理好国际要求与国内实际、短期措施与长期规划、快速减碳与能源粮食及供应链安全、任务繁重与储备不足等关系，特别是要提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他指出，优化结构是直接影响减碳降碳、根本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性深层次问题，要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建筑结构、农业结构、国土空间结构、消费结构等，加大优化调整力度，释放出结构潜能，推进各个领域低碳绿色转型。
其次，要告别资源依赖，走科技创新之路，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推进“科技+市场”主流化模式，培育和夯实创新新生态，提高科技竞争优势，“绿色技术的竞争力体现在高科技含量、低成本使用和环境友好（包括低碳零碳排放）上。要将这样的科学技术作为战略科技力量进行部署和推动，补上减碳零碳核心技术短板，积极研发碳替代、碳减排、碳循环、碳回收、碳捕集、碳封存技术。”
在能源、交通、工业、农业、建筑、消费等领域，都可以推动低碳零碳革命。
能源方面，胡保林指出：“中国目前高碳型化石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近2/3；电力供给结构中火电达67.9%，又占2/3；燃煤发电超过60%，是碳排放的最大来源，煤和煤电是减碳的重点。”要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及碳排放强度，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推动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交通方面，中国现有汽车保有量为2.4亿辆，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驱动的汽车是趋势，电动汽车正迅速发展，氢能源车也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已经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52.1万辆。据测算，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每年最低可减少碳排放约5000万吨。
此外，利用森林、草原、沼泽、湿地、土壤等基于自然的固碳脱碳方法提高自然碳汇能力也是抵消碳排放的有效措施。据研究，每生长一立方米的林木蓄积量，可以吸收1.83吨的二氧化碳，释放出1.62吨的氧气。胡保林建议，要继续大力植树造林，扩大林草资源总量，厚植绿水青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认为，未来能源应该以可再生能源、氢能、循环经济为特征。他介绍了“双碳”目标下的中国能源图景，譬如采用以绿色一次能源电力为主的电力系统；灰氢、蓝氢、绿氢（基于绿电）的不同氢能发展组合；甲醇、氢能与煤炭、燃油、电能的互补与替代，提升终端电气化比例等等。